挤身摩肩接踵的求职人群,孙杰终于把求职简历递到了富士康科技集团公司的招聘台前,看到招聘人员满意地在简历上落笔画上一个小圆圈,这位19岁的泰安姑娘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不光是为了挣点钱,俺进富士康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在这里学点本事。”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以“带你走进制造业大门”为主题的农村劳动力专场招聘洽谈会现场,远道而来的孙杰第一眼就看中了富士康组装生产线班组长的职位。

　　同样在招聘现场寻寻觅觅的还有来自内蒙古赤峰的孟凡玲。这位持有焊工职业资格证书的小姑娘虽然只有20多岁,但走南闯北的工作阅历却已经有好多年了。当记者问她今年为什么没有再南下广东打工时,一脸稚气的孟凡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在这里我最起码能够得到一份尊重。”

　　“我希望我的工资能够按时发放,人格不受践踏,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总之一句话,我希望我的劳动能够得到尊重。”孟凡玲告诉记者,她非常厌恶拖欠工资、延长工时、非法搜身这样的恶劣行为,选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找工作,就是因为这里的知名跨国企业不会发生这样令人恶心的事儿。

　　孟凡玲的怨愤反映了大多数农民工的共同声音。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前辈不同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这样的价值取向意味着,无论是以离职还是谈判的方式,他们都期望平等而又有尊严地成为企业中的劳动者,而不仅只是生产线上的一环。

　　游走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形成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农民工该如何迈步从农村到城市的就业之路?

　　“阳光政策”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用什么方式打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局面,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保障局正在进行一种新的尝试。携手开发区SMC、三洋能源、施耐德、艾科泰等众多跨国公司和知名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在春节过后专门为农民工举办了三场大型招聘会。

　　他们把劳动力市场移师到大兴的赢海镇和通州区的马驹桥,还把附近郊县距离较远的农民直接派车拉到开发区体育场,实现求职者与就业岗位的直接对接。通过带领开发区企业下乡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招聘,同时,将符合企业需要的农民工招聘带回到开发区企业上岗就业。

　　帮助农民工转移就业的“阳光政策”首先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将培训与就业对接,帮助当地农民工直接上岗。二是用正规的就业服务博弈地下黑市,用市场竞争的拳头击败盘踞在马驹桥一带的非法职介。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局长赵莉表示,目标是给农民工兄弟进城就业打开一条绿色通道。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割裂,农民工契约式就业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是一种务实之举。同时,当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回过头来反哺农业和农民,也是创建和谐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

　　看到以前这些令人望而却步的跨国大企业来家门口送岗位,大兴区同义庄的王庆春真是又惊又喜。她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真没想到,咱农民也可以进外企了!”

　　赵莉告诉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就是要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提供优质的就业服务。”

　　市场诱因左右农民工流向

　　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不外乎政府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引导,民间的劳务经济人带路等几种形式。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老乡带老乡的传统方式依旧是农民工朋友最可信赖和最愿意选择的劳务输出形式。

　　“哪里工资待遇好,哪家企业老板不欠工钱,哪家工厂来了就有地方住,就有地方吃,老乡肯定是最清楚的啦,而且他们也不会骗我们喽!”说到为什么愿意跟着老乡出来找工作,从广西桂林赶到深圳的陈详东这样告诉记者。

　　那么,为什么不到劳动力市场直接找工作呢?那里难道没有更好的选择吗?

　　一位从湖南到广东的打工妹小刘无奈地告诉记者,“我们初来乍到的,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得找个有吃住的地方。不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主要是因为担心自己的能力在找工作的时候不一定有竞争力,另一个原因就是害怕一张登记表让我们等上好几天,再顺着登记表提供的单位东奔西跑好几趟,到头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湖南打工妹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也注意到,农民工就业要求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匹配,是造成农民工到劳动力市场求职成功率低下的一个主要障碍。

　　但是,这样的问题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记者在广州市白云人力资源市场的百业经典系列专场和首届制鞋业、皮革业招聘专场,就发现很多农民工在这里能够顺利实现岗位对接,找到满意的工作。

　　使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与企业的需求直接对应,广州这家民营职业介绍机构虽然只是在招聘结构上做了些微调,但实现就业的成功率却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一位正在填写求职登记表的求职者告诉记者,“还是这样有针对性的招聘好,愿意干这活儿的就过来找,不愿意干的就根本不用浪费时间过来了。”对于劳动技能都差不多的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这样的招聘方式,改变了过去那种为了一个就业岗位大家重复申请、死命拼抢的局面。

　　在初步稳定一个工作岗位后,继续寻找一个工资更高、可以学习掌握一门有技能的好工作,又成为很多农民工一个新的选择。而这一动向,同样也成为广东劳动力市场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绿色GDP 绿色工资

　　“美梦天堂人人想,以为深圳像香港,每天做到三更晌,工资就是不理想。”记者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的采访中发现,很多从外省入粤务工的农民工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这样的问题在北京也同样客观存在。除了正当合法权益、技能学习和人格尊严的因素外,工资杠杆在劳动力市场发力,也是导致农民工的流向改道的直接诱因。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保障局局长邢文德就注意到了这一表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很多企业天天喊劳动者技能素质低,可又偏偏只肯出最低价钱雇用没有太多技能的农民工。造成的现状是,企业产品质量提不上去,工人工资水平驻足不前,邢文德告诉记者,目前的用工体制和薪资体系已经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怪圈。

　　邢文德说,顺义区劳动保障局花大力气培训了一大批有技能的新生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可面对这些有技能、有素质的劳动者,一些企业不是拒绝就是抵制。而面对那些给出低廉工资的企业,当地的农民工宁可买辆车拉黑活,也不愿意到企业低头屈就。

　　当有人抱怨北京汽车制造技能人才匮乏的问题时,是否也能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技能人才的市场价值是否充分体现?企业培养技能人才的社会责任是否尽到?企业使用技能人才的环境是否具备?

　　“当那些享受最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赚得个盆满钵盈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工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外,还剩下些什么?当我们的国家在索回最基本的税收之外,我们的中国品牌又在哪里?难道中国永远只做最廉价的生产基地?难道中国的产品永远是廉价的代名词?” 邢文德一连串的发问,将基层劳动保障部门面临的尴尬数落个清清楚楚。

　　问题是,这样所谓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就将不再。广东的农民工不买账,用脚投票选择拔脚走人,北京部分制造企业的技能人才短缺也正出现苗头。邢文德说,这种短缺并不是供给的不足,而是企业用人的标准和要求出现了偏差。

　　无意抱怨劳务派遣的是非功过,但劳务派遣对顺义区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影响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邢文德说,很多外省劳务派遣公司打入企业内部,而一些企业也乐得用劳务派遣公司的人。这样的结果是,企业把应尽的责任推给了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在出现工资拖欠和工伤问题后又逃之夭夭。最后,所有的问题又甩给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

　　一些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的同志说,不能否定劳务派遣在解决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把劳务派遣无限制地克隆到所有企业的正常用工体制中,就会破坏已经规范的劳动关系,使得企业没少出钱,工人却很少赚钱,最后落得个工人拔腿走人,企业招不到技术水平满意的工人,甚至无法开工的结局,而这不能不说是企业在自食其果。

　　构建和谐社会,邢文德提出了倡导绿色GDP和绿色工资的建议:当企业利润实现增长的时候,农民工的工资和技能工人的贡献回报也应该与之挂钩实现正比增长,只有发挥了人的积极性,企业的发展才会有创造性。

　　邢文德说,企业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人才会知恩图报回馈企业,尽管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在对待农民工这个群体上,固守在一些企业的领导层的认知态度却不是一时间能够转变过来的。

一段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就业路,一些农民工依然步履蹒跚。

中国劳动保障报

2006-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