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对学生的成功影响大吗?“职业教育“可以比肩“高等教育”吗?
发布时间:2018-10-26 14:33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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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合作组织(OECD)一项研究显示,德国的教育体系在过去几年中逐渐得到改善,但父母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程度往往仍然决定了学生毕业考试的情况。

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影响了17年后,德国的教育体系状况明显改善了许多。

“经合组织”指出,德国学生的成绩低于平均水平,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但目前情况已明显有所好转。“经合组织”的一项新研究“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进入幼儿园的儿童比以前多了许多,进入幼儿教育阶段的三岁以下儿童的比例从2005年的17%增加到2016年的37%,10年之间上升了20%。

没有高中文凭或职业培训的年轻人在10年内从15%下降到了13%。

大部分有“职业培训”或“大学学历”的年轻人都有着良好的职业前景。

01 “家庭背景”决定“教育机会 ”

即使整体情况有所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国父母的家庭背景仍然对孩子的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合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父母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仍然是影响着孩子教育、经济及社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经合组织” 教育部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彻在研究报告中表示,德国做了很多,尤其是在幼儿教育方面。

与此同时,他强调:“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在德国接受儿童早期教育。这种社会差距与我们的需求相去甚远。”


多年来,德国“社会背景”与“教育成果”之间的关联不断受到批评,因为德国一直推崇的是“平民教育”,追求“教育平等”,但由于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不同,导致学生享受的教育机会也会有所差异,自然所谓的“教育平等”也不是绝对的。

当初德国的高等教育无论针对德国本土学生以及欧盟成员国的留学,以及国际生都是免收学费。

但由于近年来难民的涌入,各州政府面对财政压力问题,开始循序渐进地收取学费,但是相较于其他欧美国家,还是性价比不错的留学目的地。

经合组织再次在报告中指出一些问题:

“对于3岁以下儿童,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的日托中心的日托率为49%,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的日托率仅为37%。 ”

因此,在新生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比例很低,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了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的投入或者关注。

02 “职业培训”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

然而,那些完成职业培训的人在德国找工作的机会,几乎跟收到正规大学教育的人是一样的,这在《从“教育体系”看德国是如何创造“工业神话”的!有用功!》中已经提到,德国的“职业教育”独具特色,在整个德国教育体系中一大支柱!

简单的说,“德国技校生”几乎可以跟“德国大学生”有着同样的就业机会,当然这在国内有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有人会问,“技校毕业生”怎么能跟德国的“工程大学”,什么985,211,亦或者常青藤之类的精英大学的毕业生相提并论?

其实以前德国是不存在所谓“常青藤”和国内所谓“985,211”类重点大学”的,当然最近几年德国为了与时俱进,也搞了一个所谓的“精英大学”,但德国大学普遍都很优秀。

在《从“教育体系”看德国是如何创造“工业神话”的!有用功!》中说过,二战前,德国的科技水平雄霸一方,可以说“世界的中心”就在德国,看看海德堡大学诺贝尔奖得主人数,绝大部分出自二战前。

而热衷于排名的都是所谓倡导“精英制教育”的国家,德国在二战以后废除了“精英制教育”,所以高校排名也就被取消了。

二战后,德国倡导“平均主义”,因此德国把精英资源完全平均化了,使得德国很多的大学都非常牛X,但却缺少常青藤级别的顶尖名校,以至于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德国高校并不靠前。

以上是题外话,回头继续看报告。

“教育概览”显示,25至34岁的拥有职业资格认证的人“就业率”现已达到83%,略低于拥有大学学位年轻人的87%,两者之间仅仅相差4%。

根据该研究显示,德国的15至29岁的青少年中有10%的人既没有就业,也没有上学或接受过培训,这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份额之一。

然而,在外国出生的人中,25%的人是这样(没有就业,也没有上学或接受过培训)。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分析,其中一个原因是近年来来德国的难民人数众多。

03 教育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以及教师需要更多的发挥空间

联邦教育部长Anja Karliczek(CDU,基民盟)表示总体上满意:“在德国,我们有一个开放机会的教育体系”。

“职业培训”和“学术教育”是“平等和可持续的职业选择”。

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竞争优势,她希望扩大这个优势。

另一方面,教育与科学联合会呼吁政府增加投资。

“教育机构的融资跟不上近年来的经济发展”,GEW(教育联盟,Ger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董事会成员安斯加·克林格批评道。

对于“机会平等”与“学习成果”一般的重要问题,经合组织教育专家安德烈·亚斯施莱彻说,“在更多的全日制学校中,贫困和富裕学生共同课程也越来越多,而在日托中心的早期教育,教师经常被单独留在教室里。

他们的强制工作时间应该下调,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跨学科教学,帮助弱势儿童、以及团队合作。”

本文部分内容翻译自德国之声(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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