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占勇 王锦雁: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展望
发布时间:2019-07-17 15:31 来源:
青海民族研究
作者:

  作者简介:祁占勇(1978- ),男,宁夏彭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法律、高等教育管理等研究;王锦雁(1993- ),女,贵州安顺市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民族职业教育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民族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目标而制定的行动计划。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民族职业教育政策,其发展经历了以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结构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恢复阶段(1978-1998年)、以促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1998-2010年)、以推动民族品牌产业发展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提升阶段(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呈现出坚持离农与适农互促的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深化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结构的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体现政府财政拨款为主渠道的民族职业教育经费政策和注重选拔高学历师资的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等特征。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民族职业教育政策应推进其教育质量政策向“个体人”多元化发展、体制政策向协调各级各类教育转变、经费政策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变和教师政策向多元任用资格转变。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 民族职业教育政策 演变逻辑 未来走向

  标题注释: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制度保障研究》(批准号:BAA170014)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8)03-0035-06

  民族职业教育政策是国家及政府在民族职业教育发展上所制定的政策行动、计划和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调整了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的观念,制定了一系列民族职业教育政策,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职业教育的繁荣。但与此同时,民族职业教育仍存在着人才培养质量欠缺、教育机制衔接不足、教育经费筹措渠道少、教师聘用重学历轻实践等问题,仍需要不断完善。因此,在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展望其未来走向,以期为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做出贡献。

  一、改革开放40年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以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结构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恢复阶段(1978-1998年)

  改革开放初期,民族职业教育面临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一方面要关照经济,加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流中,另一方面要照应文化,恢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文化知识不足的问题。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扩大各类职业学校的比例。依据该指示,1978年到1998年间,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教委关于加强民族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各民族省(区、市)依据文件抓紧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结构的试点工作。(1)促进办学形式多样化的民族职业教育的体制结构。民族职业教育的办学形式是民族职业教育体制结构中最关键的一部分,对教育管理与投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根据民族地区实际情况改革办学形式。要求各民族地区要根据其教育、经济情况合理确定和调整本地区各级各类民族教育事业办学形式(《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二要根据改革开放的要求转变办学形式。“要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明确办学的路子,使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通过这一时期办学形式的调整,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民族职业教育事业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部分民族自治的地方则颁布了法律法规,如吉林省人大在1985年通过了《延边朝鲜自治州自治条例》规定了中等教育要依照法律规定决定办学形式。(2)采取短期职业技术培训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的专业形式结构。民族职业教育的专业形式结构即民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改革民族职业教育专业形式主要是协调民族职业学校教育和民族职业培训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各级的努力下,民族职业教育在专业形式上不断作了调整,较多地采取短期职业技术培训。1992年国家陆续颁布的文件指出民族职业教育要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短期职业技术培训。在政策的指导下,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通过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大力改革和发展民族职业教育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使民族职业教育强劲的改革之风不仅符合了职业技术教育的规律、特点,更是符合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通过短期培训不仅培养了一批农村实用技术型人才和致富带头人,而且初步形成了劳务输出产业。[1](3)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的专业布局结构。民族职业教育的专业布局结构即民族职业教育专业在空间地域上的分布比例。民族职业教育的布局主要是根据民族地区的区位因素来安排的。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区位因素,国家政策在民族职业教育专业布局上较多地鼓励其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如《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少数民族发展水平比较低,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面向农(牧)业、面向农村、面向农(牧)民。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将“国家要采取措施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纳入法律。职业教育政策加大向农村职业教育倾斜。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91》的统计,当时民族地区的农职中学有15464所,比上年增加了455所,增长率为3.03%,在校生数为150629人,比上年增长了14124人,增长率为10.34%。

  (二)以促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1998-2010年)

  20世纪90代末至21世纪初期,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初步发展,加快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以适应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需求成为民族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对民族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价值日益提出了要求。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一方面深化改革民族职业教育体系促进民族职业教育转向离农性培养目标为主,另一方面逐渐关注弱势群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1)促进职前职后教育相互贯通的民族职业教育的层次提升。20世纪末,《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职业教育赋予了重任,首次提到“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要根据我国国情“建立职前与职后教育培训相互贯通的体系”。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以提升教育质量成为迫切的要求,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在这个时候其层次提升得到了萌芽与发展。如《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提出“适当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工程要向少数民族倾斜”。(2)服务地区经济建设的民族职业教育的结构深化。进入新世纪以后,重视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共识,通过改革民族职业教育结构,一方面推进其走向服务地区经济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使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如《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强调加快发展民族职业教育是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充分条件。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地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紧密关联。《关于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意见》则指出发展民族职业教育是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要加大对民族职业教育的投入。从而使民族职业教育受到了高度重视。(3)关注弱势群体教育公平需求的民族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民族职业教育公平是民族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推进民族职业教育公平,首先,国家要求必须把贫困学生资助体系落实到民族中等职业教育政策中,保证所有人都受到最低标准的教育。2006年,《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予以落实,指出中等职业学校都要建立学费减收和免收制度对少数民族学生减免学费。其次,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给予了较多的政策倾斜,特别是在经费上。国家曾安排国债资金3亿元,支持西部12个省(区、市),加强了186个贫困县职业教育中心的建设。[2]最后,通过土地流转政策、财政支付转移政策等其他政策间接推动民族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民族职业教育公平。

(三)以推动民族品牌产业发展为主的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提升阶段(2010年至今)

  十七大以后,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我国社会处在了改革的深水区,也处于社会变革的剧痛期,急切要求“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以提高人才的竞争力。同时,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精准扶贫开展要求民族职业教育不仅转向质量提升、发展民族高等职业教育的诉求,也更加注重民族特色的保存与创造。期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1)扶持和发展民族特色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国家扶持和发展民族特色职业教育是民族职业教育逐渐走向了“育人为本”的标志。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要求教育公共教育资源向少数民族倾斜,《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2012年)》则指出,扶持和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品牌的职业教育,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源开放共享,以全面提高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水平。在政府教育部门的推动下,2010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就提出在全区建设50所中等职业教育优质特色学校和15所民族特色学校的“优质特色学校工程”建设规划,通过建设重点专业群和民族特色专业,从而带动民族特色学校建设。[3](2)推进产教融合模式民族职业教育的教育机制。产教融合是民族职业教育走向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道路之一,是社会转型期改革民族职业教育机制的重要方式。《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指出,加强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扶持发展民族优势特色专业是民族职业教育的重点。应国家政策要求,各民族省(市、区)进行了多方面探索,民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了较明显的成效。新疆、云南、贵州、广西、重庆等省(市、区)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充分结合所在民族地区独特的产业发展需要,设置相关的专业,培养为民族地区服务的人才,进行民族职业教育产教实践的探索。[4](3)扶助遴选高职院校的民族职业教育的体系优化。近年来,应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对民族职业教育全面提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就必须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高职院校。如《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一方面要求加大各项政策对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倾斜力度,另一方面提出围绕现代产业、民族传统工艺等领域遴选具有相对优势的高职院校,并支持其提升基础办学条件。截至2017年底,民族地区新增了茅台学院、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等一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应用型技术本科,民族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和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要更多地向民族地区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民族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将进一步完善。

  二、改革开放40年民族职业教育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经费政策与教师政策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这四大教育政策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政策逻辑结构。[5]改革开放以后,这四大政策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通过分析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四种基本构成将全面把握和深刻反思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

  (一)坚持离农与适农互促的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

  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是指民族职业教育培养人的质量标准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职业教育的目标一直伴随着国家的政策价值取向,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求一方面表现为适农,另一方面体现着离农,是一个离农与适农交替互促的过程。一是恢复农业经济的适农需求(1978-1998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东部沿海地区是“先富起来”的区域,少数民族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则是后者,更倾向于适农经济的发展。期间颁布的文件指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乡(镇),要办好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资源配置均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体现了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主要是把恢复当地农业经济作为主要目标。二是满足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1998-2010年)。改革开放的车轮滚滚前进,民族地区的后发优势逐渐体现,愈加要求发展民族职业教育以振兴当地的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要适应当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需要,始终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坚持为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和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体现了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主要以服务地区产业和经济为目标。三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适农要求(2010以来)。2010年以后,改革进入深水区,离农的趋势愈发明显,城乡二元结构引发了诸多问题,打破此局面成为了重要的工作。在国家的鼓励倡导下,与环境相适应成为了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的追求。“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十八大召开后,则具体指出“择优扶持发展民族现代农牧业等优势特色专业”。体现了民族职业质量政策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为目标,正逐渐满足于扶持和发展具有涉农的要求。

  (二)深化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结构的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

  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是指实现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标准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要载体改革各级各类教育。一是改革各级教育机构,第一,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提出在普通中小学阶段嵌入劳动课和劳动技术课(1978-1998年),“要加强普通中小学的劳动课和劳动技术课教学……小学高年级开始引入职业技术教育因素”,使民族职业教育学制、结构和办学方式多元化。第二,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倡导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1998-2010年),把职业学校办成人力资源开发的基地,国家采取措施“振兴民族地区经济,推动民族地区社会进步,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从而使民族职业教育积极地为当地发展做贡献。第三,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以适应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和培育新型职业农牧民要求(2010至今),“优先设置与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职业学校”。二是改革各类教育机构,第一,协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经历了“有计划地将一部分民族中学和普通高中改办成职业中学或综合中学”到“普通高中发展过快的地方,要适当控制或有步骤地改办一部分为职业中学或综合中学”,再到“综合考虑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比例和结构”,最后到“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四个过程。第二,协调发展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使职前职后教育相互衔接。在小学教育阶段组织“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劳动技术训练,或组织其学习本民族的传统技艺”,对成人劳动者则“通过多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第三,协调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私立民族职业学校逐渐增多,办学形式多样化。如《国家教委关于九省区教育体制改革进展情况的通报》指出,“办学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一事一训”,打破传统的学校办学模式。

 (三)体现政府财政拨款为主渠道的民族职业教育经费政策

  民族职业教育经费政策是指保证民族职业教育途径充分发挥育人功能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加大对民族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教育经费总规模呈现出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民族教育经费政策表现为国家财政投入为主,但由于民族地区各方面比较落后,民族职业教育没有明确的教育经费政策。《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民族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来源为国家,不仅使其获得正常的教育经费,还获得特殊的补贴,要求“在财政上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费”。地方财政拨款也要划分一定的比例“作为发展民族教育之用”。对民族职业教育经费的分配主要是用于“教育事业所需的物资、设备”等教育基本建设。在经费管理上则相对模糊,仅规定“国家拨给的民族教育经费,一定要用在少数民族身上,绝对不许克扣挪用”,经费管理政策保障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民族职业教育崭露头角,法律上明确规定民族地区教育费附加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民族职业教育,逐步确立了经费的投入机制和保障机制。如《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扩大民族职业技术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使中央拨给各省、自治区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费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少数民族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表明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经费筹措渠道首次倡导了对民族职业教育进行多元投入。民族职业教育经费分配则较多地转向了教育事业,各地要划拨适当比例“用于专业课教师的培训”。在教育经费管理上只是“统筹解决”,仍处于模糊的状态。

  进入新世纪以后,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的经费投入逐步增加,同时,建立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民族职业教育经费管理更加有效。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逐渐加大,“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经费在地方财力中所占的比例要逐年提高”,中央财政拨款则逐步转向补助费。第二,教育经费筹措逐渐走向多元化,包括“各级民委要安排一定经费”“对某些办学成本高的专业可适当提高学生的收费标准”和“争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或部门支持办学等”。第三,教育经费的分配延续过去的传统,更多地用于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提出给予民族职业教育征地、基建、购置设备等方面必要的照顾。最后,“在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上,要严格制度,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民族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监督机制”。

  (四)注重选拔高学历师资的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

  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培养人才的层次、水平。因此,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建设数量足、质量高的师资队伍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密切联系着高学历人才。第一,以高学历作为聘任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由于师资严重不足,教师质量普遍不高,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以掌握一门课程的各个教学环节,提高教学水平为主,通过“派专家、教授定期讲学,接受在职教师进修、代培等办法”培养少数民族大专和中专师资。二是提高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课师资的水平,在地方有关部门的统筹安排下由有关高等院校来承担。三是尽快达到本科学历,“各级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到中等职业学校任教。”学历高低逐渐成了聘任的重要依据。第二,以普通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师资来源。进入新世纪后,受政策环境的影响,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逐渐要求学历达标:一是延续规范的法律基础。1993年,国家《教师法》明确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只有签订聘用合同,取得教师资格的公民才能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二是倾斜高学历。“制定具体措施,吸引更多普通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到中等职业学校任教等。”另外,“依托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训基地,为西部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教师提供学历培养与专业进修培训。”

  三、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职业教育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取得了较大发展,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体制政策、经费政策、教师政策均逐步得到了完善。为把我国民族职业教育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职业教育政策亟待调整。

  (一)推进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从“工具人”单一取向向“个体人”多元化取向发展

  民族职业教育质量政策所要解决的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问题,为此,国家要制定出最基本的学生培养的质量标准。当下,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目标是以政策价值为导向,[6]强调发展学生的技术技能,不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培养出了大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培养出了大批没有思维没有灵性的劳动工具,使教育渐失其本质。社会的建设、稳定需要劳动者,也更需要健全的公民。第一,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他们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故我国民族职业教育政策更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帮助学生实现自我价值。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职业教育质量政策就很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曾制定了汤斯维尔天主教教育办公室的计划政策,为昆士兰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学生提供两项奖学金,帮助他们开辟新的职业机会和对世界的更广泛的了解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进而实现自我价值。[7]第二,注重教育的形上关怀,即民族职业教育在任何时候都要意识到教育的根本指向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尊严与幸福,要努力去追求教育本真、探询教育的灵魂。[8]如英国的教师培训机构(TTA)就特别考虑为不同背景的移民学生提供与他们有相同背景且熟练掌握英语的师资,在进行教师的招募过程中尤其注重对海外教师的吸纳。[9]同时,英国的少数族裔职业教育质量政策要求职业教育要加强少数族裔的学徒数,2017年《参与学徒制》表示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2008年至2015年间,少数族裔学徒(不包括白人少数族裔)的比例由6.7%上升至10.6%。[10]

(二)促进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从改革中等职业教育向协调各级各类教育转变

  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要解决的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问题,协调各种教育管理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在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基础上改革,使民族中等职业教育成为了断头教育,这注定是走不长远的。反之,发达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应运用教育系统理论的完整性,使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作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11]首先,协调各级教育,形成由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有机衔接的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如美国在保护印第安人的受教育权时通过立法所提供的保障是多方面、多渠道、多层级持续性的,如《印第安教育法》《印第安民族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部落自主社区学院援助法案》等,不仅协调了联邦最高法院与地方法院,而且使联邦与地方各级政府以及美国国会有机协调,使印第安人受教育权保护得以有效落实。[12]其次,协调各类教育,形成由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的教育系统的民族职业教育体制政策。如美国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在得克萨斯州针对移民和少数族裔学生就采取了家政类型的职业教育,为他们提供了实用的知识体系和民主价值观,促进了得克萨斯州的进步。[13]在英国,少数族裔学生16岁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则可以继续接受就业方向的职业教育:普通职业资格类、高等职业资格类、专业资格类和职业进修类四种类型。[14]在某些地区则开展继续培训教育,如西密德兰地区的少数民族企业(SEMB)开展了职业教育和培训(兽医),并获得了积极的响应。[15]

  (三)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经费政策从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变

  民族职业教育经费政策要解决的是筹措教育经费、分配教育经费、使用和管理教育经费的问题。当下,以政府拨款投入为主的教育经费投入存在颇多问题。第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少,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虽已实现,但与发达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相比,依然偏低。第二,教育经费的分配极不合理,重城市轻农村,而少数民族多集中于西部的、边疆的落后地区。首先,国家应通过立法加大实施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力度的方式来增加民族职业教育经费。如美国印第安人充足的教育经费对保障其教育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76年《职业教育修正案》规定国家为贫困或英语受限的其他族裔人口的职业教育预留一定比例资金。1978年《部落学院法案》强调国家应依据印第安人过去和联邦政府所签订的条约,负起扶持的责任,给予部落学院经费补助。[16]澳大利亚则于1990年制定了《土著教育战略性举措计划》,提供额外的经常性的资助给土著学生们接受教育和培训,联邦和北部地区政府还在巴克地区授权予澳大利亚中心公司以建立一个375万美元的设施,支持土著人的训练、教育和就业。[17]其次,制定具体的保障、配套措施等来加强、保障教育经费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如美国在20世纪末,陆续颁布了卡尔·D.帕金斯的序列法案,其中《卡尔·D.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规定各州将57%的联邦拨款用于英语水平受限人员等弱势群体,《卡尔·D.帕金斯生涯技术教育好转法案》对拨款进行了详细的分配和使用规定,要求为关岛、帕劳群岛等边远地区的生涯技术教育项目预留0.13%的资金,阿拉斯加、印第安和夏威夷等土著居民为1.50%。[18]美国联邦职业教育系列法案的实施保障了各州少数族裔对联邦政府拨款的使用和监督,促进了少数族裔职业教育的弹性管理。另外,美国还从多种渠道为少数族裔职业教育筹集资金。2011年,美国教育部长Arne Duncany宣布,服务于大量少数族裔的12所大学将获得奖金290万美元的赠款,以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教育项目。[19]

  (四)鼓励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从狭窄的学历聘用依托向宽泛的多元任用资格转变

  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主要解决的是对教师的严格要求与对教师优厚待遇之间的关系。我国东中西部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存在差距,要让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民族职业教育教师政策应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教师政策的形成既要严格也要有民意参与。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公正的逐步实现,面向弱势群体的民族职业教育,其教师政策的形成应不完全靠强者的声音,应对少数民族具有一定的政策关怀,既要靠制度的严格要求也要注重民意。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少数族裔就曾要求聘用更多的少数族裔教师和行政人员,联邦给予了积极的反馈,对与少数族裔教师相关的法律进行了修改,陆续通过了《教育总则法》《教育修正法》《印第安人教育法》《印第安人教育援助法》《应急学校援助法》《先行起步——继续坚持法》等,在民族平等的总原则上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民族教育教师体系。第二,建立完整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既要注重教师的学历,更要注重发展教师的实践能力。首先,形成规范的可提升的民族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如美国蒙大拿州,少数族裔职业教师资格证制度就分成了8个不同的水平,教师可以通过学习具体领域的知识来更新教师资格证。[20]其次,民族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要关照双语教师。如美国随着少数族裔学生在各教育层次中所占比重的扩大,1970年成立了多元文化教育委员会要求将多样文化渗透到教师教育中,次年在芝加哥召开了主题为“迈向文化多元的教育和教师教育”提出促进双语师资培养的对策,1998年颁布了《二二七提案》对双语教师的培训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化改革,2004年美国教育部公布“职业发展补助金”耗资300多万美元用于双语教师的培养,[21]2015年又耗资320万美元用于支持教师双语教学以及研究美洲土著语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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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https://www.ed.gov/news/press-releases/education-department-awards-nearly-29-million-colleges-and-universities-strengthen-minority-participation-stem-related-fields[DB/OL].

  [20]http://opi.mt.gov/Licensure-Renewal-Requirements[DB/OL].

  [21]赵淼.美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政策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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